这个人是我尽量忘却，但又因此一次次闯入我的记忆，像一首索绕脑际的歌曲或是醒目的广告词。这个人从今天开始将不再搅扰我。我已经决定。

哈宁

这段文字是用打字机打的。对开折的纸中间夹着柯里亚-阿尔费洛夫的照片。信封上投寄的地址是市内务处，邮戳上的时间是10月28日。

“从哪儿弄来的？”

“昨天晚上收到的。”戈洛文回答说。从他脸上的表情可看出，他比科罗特科夫还感到吃惊，只是没表现出来。

“哈宁是个什么人？”

“哈宁，鲍里斯-弗拉吉米罗维奇昨天才被送进市医院的太平间。是自杀，吞服50片苯巴比妥。他的堂妹到他家去祝贺生日时发现的。”

“乌七八糟，”科罗特科夫叹着气说，“还过什么生日呢？他是不是有精神病？”

“到心理病防治所咨询过。怀疑为狂躁抑郁性精神病。从他堂妹的口中得知哈宁是个同性恋者。”

“那么，阿尔费洛夫呢？”科罗特科夫怀疑地问，“肯定也是吧？”

“是的，”戈洛文摆弄着照片肯定地说，“从这一点看，他早就应该认识哈宁。”

“等等，”尤里双手按着太阳穴，打断他说，“我们要集中精力考虑一下。从我们对阿尔费洛夫所了解的情况可以看出，他对姑娘们和同龄的年轻女子们并不感兴趣。他工作的公司年轻漂亮的小姐多的是，但他并没有追求哪一个。很多人还为此开他的玩笑。个人生活中表现得内向，公司的同事们没有人能说出什么别的。这也是同性恋者的通病。可哈宁……怎么那么突然和巧合？不是吗？”

戈洛文不置可否地耸耸肩膀。

“不是所有的案件只要花费血汗就可以被侦破的。机会往往会自然而来。负责鉴定的专家们为了这个信封和这封信整整忙了一夜。市内务处的领导亲自提出要求：不要搁置到明天。信封想必已弄得很脏，因为经过多人才辗转送到邮局。在信和照片上有哈宁的指纹。”

“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科罗特科夫心里想着，“这个哈宁家里有打字机吗？”

“没有，他在商店守夜，经理办公室里有两台。鉴定专家一早就去验证了。”

尤里拿一张干净的纸抄下信来。

“我要一张阿尔费洛夫照片的复印件，还有列出他带到疗养院的衣服。”

“一定完成。还有吗？”

“暂时没有。我要到疗养院去，把信给卡敏斯卡娅看看，看她怎么想的。如果阿尔费洛夫真的是被哈宁杀的，我在这里就没有什么事了。明天就走，不然就在今天晚上。”

“尤里，”戈洛文犹豫地说，“阿娜斯塔霞还生我的气吗？”

“不是生你的，而是生你们大家的气。如果想求她什么事，现在就直说。我走后，她不会理你们的。”

“你这样认为吗？”

“她自己说过。”

“但如果哈宁一案不是那么回事……要知道她在阿尔费洛夫死前几天见过他，和他交谈过，她能够说出那种……同性恋倾向的。你不是说过，她具有非凡的观察力嘛！”

“现在明白了？”尤里立即站起来，“早就应当想到，在她提出帮助你时，就应当想到，怎么搞的，戈洛文，又没赶上车。连我都没能说服她，但我尽力，你要相信我。”

“可惜，”戈洛文真的后悔了，“是我搞坏了事，真蠢，还有那个斯杰潘诺维奇也添油加醋。”

“斯杰潘诺维奇？”

“检察院的侦查员，叫米哈依尔-斯杰潘诺维奇，一个好寻根问底但见识不多的人。他缺乏想像力，只要认准一条，就照直追下去；他认为没有用的，就全抛在一边。对这起自杀案，他避而不谈，一点都不配合。”

“你该高兴，这样你的事就少了。我走了。”

戈洛文用奇怪和不赞成的目光望着从办公室走出去的科罗特科夫的背影，同时拿起了电话。

到了疗养院之后，尤拉-科罗特科夫先去他的“伯母”那儿。

“身体好吗？列基娜伯母？”他握着伸过来的手神采飞扬地说。

“谢谢，亲爱的，比昨天好些，”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笑着说，“我这把年纪，再好也不可能了，好一点也就算正常了。”

“您的邻居怎么不在？她的打字机没有响动。”

“去治疗了。她不在早上工作，而是在午饭后。您陪我一起喝茶，好吗？”

“非常高兴，只是请您不要忘记我是您的侄儿。不能用‘您’相称呼。”

“噢，是的，”列基娜醒悟过来，“请原谅。娜斯佳怎么样，有什么结果吗？”

“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您知道她和哪些人交往吗？”

“不和什么人，”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往瓷壶里放茶叶，加了一块方糖，“和我来往也不多。我的学生达米尔，依我看，非常执着地追求她，但这一段时间他们好像有些不和。本来我很高兴：达米尔是那么有天才的一个人，娜斯佳又是难得的聪明，绝好的一对。不过，我见到的不多，很少出房间，只在治疗时才出去，连饭菜也是直接给我送来。”

“难道这里的服务那么好吗？”科罗特科夫惊奇地问道，“甚至连饭菜也送到房间。”

“尤里，你不要太天真。谁付的钱多，给谁的服务就到家。我付钱，因此他们就奉承我。”

“伯母，您从哪儿得了那么多钱？我是作为侄儿打听一下。”科罗特科夫马上说确切些。

“亲爱的，我的课价钱很高。一个小时10美元。我自然是收卢布，但按那个标准。对于有天赋的孩子来说，他们的父母肯定付得少些；没有天赋的——就要多些。”

“怎么说呢？”

“很简单。如果一个孩子刻苦又有音乐天赋，我教他两小时就够了，他马上就明白应当怎样演奏作品。而后他在家里练习两三周，再经过我的加工。实际上，我不是给上课，而是一种辅导。如果一个孩子没有什么天赋，就必须每周上两三次课，这不就多了吗？”

“您的学生多吗？”

“不少，真正有天才的有5个，还有8个的能力也不坏，但缺少灵气，也不够努力。另外有3个是不可救药的。他们甚至无法感知音乐，听觉也不灵敏，但他们的父母幻想着荣誉，硬拖着他们来上课。有个学生每天都要来，我非常可怜这孩子，他们会把他扭曲的。这个可怜的孩子非常刻苦，看出来是怕他的父母，所以才被他们牵着鼻子走。我只能把他培养成一个业余的演奏者，而美元由我赚了。他可以弹些通俗音乐，以此使父母和客人得到些快慰，但他绝不会成为音乐家的。此外，尤里，我还有一项收入：我对参加比赛的演奏家进行培训。甚至其他城市的也慕名而来。这自然更贵些，水平要求得也高。要知道，他们已经是音乐家了，对作品也都有独到的理解。我的任务只是帮助他们把自己的思想较好地传达给听众，提示他们用什么手段达到目的。可他们总怕我把自己的理解强加给他们，甚至把我的每个建议都看成圈套，让他们按着我的意愿做。有时竟闹到荒唐的地步，你不信吧？这就是我从哪里得到的钱财，还有退休金，那就不足挂齿了。”

“看来，您是位富有的被继承人，伯母。遗憾的是我不是您的真侄儿。”科罗特科夫开着玩笑说。

“噢！”老太婆笑起来，“我死后能留下来的只有一部钢琴，当然，它非常贵重，我也不隐瞒。要知道，钱我都花掉了。侄儿，所以你不要眼红伯母的钱。我每年都要在这里疗养三四次。什么都得花钱，否则就行不通。我行动不便，在市里一走动，非要出租车不行。去商店、洗衣服、收拾房间、买食品，这一切我既没有时间又没能力去做，都要花钱，而且要慷慨大方。目前我们这里没有失业的人，因此便宜的家庭工是找不到的。我把赚来的钱都花掉了。就是这样，亲爱的侄儿。”

尤里听到隔壁房间的门锁响了一声，便看了一眼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她点头示意他道：

“这是娜斯佳回来了。如果想见到她，马上去，不然她就去游泳池了。”

科罗特科夫从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住的房间出来，刚向娜斯佳的房门方向跨了一步，想抬手去敲门，忽然看到有一男子拿着一大束玫瑰走到513号房门前。尤里赶紧与他擦肩而过，朝楼梯方向走去。他用眼角看到那个人敲了敲娜斯佳的门就进去了。科罗特科夫马上转回来冲进515号房间。

“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我要打开窗户！”

“你知道，外面是零下5度，尤里，我会冻僵的，”老太婆大惑不解地耸耸肩膀问道，“发生什么事了？”

“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

“好吧，好吧，你打开吧！我披上大衣。”

尤里感到特别难为情，但他非知道娜斯佳的这个客人是什么人不可，还拿着那么漂亮的玫瑰。他打开门栓，站在门槛上。

“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叫列普金，列夫-米哈依洛维奇。我是市长助理，保卫部门活动协调委员会主席。”

娜斯佳惊呆了。这次拜访太突然，也不是时候。她刚刚做完按摩回来，在客人面前穿着运动裤、长到膝盖的宽松内衣，还有随随便便在脑后盘起的头发。实在不适合在这个时候与市长助理谈话，真难想象。

“这是送给您的。”列普金把花递给她。

“谢谢，请坐，”娜斯佳指着沙发说，“我能尽什么义务？”

“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我直接说吧。您和我们警察局的一些人之间产生了误会，首先我想替他们请求您原谅。”

“其次呢？”

“让我们先谈清楚第一个问题，这对第二个问题有原则意义。您接受我的道歉吗？”

“没必要。”她亲切地笑着说。

有时候和娜斯佳很难谈得来。如果她不喜欢对方，她的回答总是限于一些客套话，让人无法深入谈下去，只好提些琐琐碎碎的问题，以至对方自己先厌烦起来。娜斯佳坚信，谈话者相互受益才是情投意合的谈话的基础。

“为什么？不是使您深深受到伤害了吗？”

“伤害并不深，但所涉及的问题对我来说是个原则问题。请您稍坐，我把花放到水里。”

娜斯佳拿起花瓶进了盥洗室，接了些水又照了照镜子。样子还行，她自我解嘲地想着。这个列普金的来访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确实需要帮助吗？不像。普普通通的司机遭到普普通通的杀害，值得触动市长级的人关注破案吗？做结论还太早——梳梳头吧，何必呢？算了，随便吧！

她回到房间坐在椅子上，把一只腿搭在另一只上，期待地望着来访者。

列普金咳了一声继续说：

“您是说，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不愿意与警方合作。我理解得对吗？”

“不对！”她笑着回答说，同时使自己坐得更舒服些。

“那我就不明白了，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列普金的声音含有几分怒气。

“可我理解您。您，一个大忙人，负有领导责任的人物，买玫瑰到疗养院来解释刑侦处和普通的疗养人员之间的意见分歧。您自己不觉得可笑吗？”

“我很难过，也很痛心，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由此造成您的情绪很坏，甚至敌对。您对警方的机构印象不好吧？”

“不是。”

“您认为我们的干部专业水平不高，缺乏素养吧？”

“不，您怎么能这样说呢？”

“您能说说对哪些人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

“为什么？”

“不想。”

“简洁明了，”列普金笑起来，“您认为与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分歧纯属个人的事，而且不愿意他人干涉和做什么组织结论。现在对了吧？”

“不错。”娜斯佳点点头。

“那就转到第二个问题上，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人们都高度评价您善于处理情报的能力和分析问题的智慧。我明白，您正在休养，但市政府对您有个请求。我要强调说，是对您的请求：您能不能给我们提供咨询？我们向您提供全部必要的情报，而您和我们交换结论性的意见。”

“指的是阿尔费洛夫被杀案吗？”

“您怎么……阿尔费洛夫的被杀案已侦破，我指的是更为严重的一些事件。”

娜斯佳好不容易才保持住镇静的表情。是他们刚刚完成的吗？还是夜间呢？她没来得及与科罗特科夫碰头，真糟糕！

列夫-米哈依洛维奇接着说：

“我们有根据怀疑戈罗德市出现了犯罪团伙，他们收买了保卫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我们将非常感谢您，如果您能和我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并提出揭露和消除这个集团的行动建议的话。”

（还行啊！难道我完全错了？我认为在戈罗德市只存在一个黑手党组织，他们控制了一切。如果是这样的话，政府机构，而首先是列普金本人必然与它保持某种关系。第一种可能是：我并没错，但列普金想把主子们不满意的一些人推出来，伺机假莫斯科人之手干掉他们。为此他们需要能够提出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和搜集哪些证据的咨询，以使主要的保卫部门有根据提起公诉。第二种可能是：在戈罗德市并不存在我想象中的黑手党。政府机构恪尽职守，列普金所说的都是真话。第三种可能是：黑手党仍然存在，而且只有一个，但其中出现了分裂派，而且无法把它们清除掉。比如干掉阿尔费洛夫的那些人。那么，又是谁把他这个可怜虫干掉的呢？）

“请问，列夫-米哈依洛维奇，为什么你们想用私下的活动方式解决你们的问题呢？不如去找俄国内务部或是反贪联合委员会，他们会协助你们的。他们的专家是一流的，权力也大，财力和物力都是我不能比的。”

“这非常不适宜。”列普金马上回答，说着把笨重的身体探向

“为什么呢？”

“我们只是怀疑，很可能是错的。我们不想弄得满城风雨，鸡犬不宁，使那些毫无牵连的人们也人人自危。我们只想请您指教如何去核实这些疑点。”

（也就是说是第三种可能。这不难办。至少不是政治问题。真是好笑：黑手党雇用我作为私人侦探帮助它消灭对手。）

“很遗憾，列夫-米哈依洛维奇，白白浪费您的时间。我的假期还有另外的计划。除了治病之外，我还要在这里工作，”娜斯佳瞥了一眼堆满纸张和词典的桌子，接着说，“我怕以后没有空闲时间。此外，假期总应该是假期，要休息而不是工作，您同意吗？”

“这么说，您拒绝了。”

“是的。”

“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不要匆忙做决定。您的建议将得到相应的报酬。请再考虑一下。”

“好吧！”转而她又轻松地同意了，“我考虑一下。但我有几个条件：第一，我只能和那些对我的帮助直接感兴趣的人谈。请不要捉迷藏，列夫-米哈依洛维奇。很清楚，这个人不是您。我考虑您的话，明天早上这个时间答复您。但请您注意，如果明天在这里见到的还是您，我还会回绝，而且是彻底地。其次，不要向我提供被收买的内务处的工作人员的名单。我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这样做。这用不着讨论，第三，不要给我钱。可以用其他的东西吸引我。如果明天谁也不来，我便认为，今天的谈话没有进行而且要永远忘记它。你们可以认为我的条件不合你们的意，那我们就可以各奔东西而互不相扰。”

尤拉-科罗特科夫又着急又担心。他打开阳台门，站在门槛上，只听到开头几句，便明白他是把阿娜斯塔霞作为刑侦人员来拜访的。他非常想继续听下去，但又怕裹着大衣坐在沙发里的列基娜-阿尔卡基耶美娜也听到谈话。那就意味着怀疑女翻译家的神话破产了。当然，如果阿尔费洛夫被杀案侦破了，也没有必要再让阿娜斯塔霞充当吸引案犯的诱饵。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如果”又使尤里担心。要是破案是假的，在这里，在戈罗德市人为制造的假象，那就可以肯定这决不是来自莫斯科的预谋，而是当地人干的。为制造伪证需要许多“自己人”：自己的犯罪鉴定专家提供信纸和照片上的指纹结论，提供哈宁守夜的商店和打仟悔信的打字机的字母相吻合的意见；要有自己的知情人，好当着人们的面取证和搜查哈宁的房间；还要有自己的侦查员，把这一堆乌七八糟的废弃物烙成像样的馅饼，谁也不会为追究死了的人的刑事责任去品尝它。外地的犯罪分子是无能为力的，这种事只有市里有鉴定权的人才能做。如果哈宁是个伪造的垫背者，那么真正的凶手就在附近。问题在于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不属于黑手党，独立进行活动，那么就有必要让阿娜斯塔霞继续扮演一段时间的女翻译家；相反，如果是在市内务处的黑手党安插了自己人，那肯定会知道卡敏斯卡娅到底是什么人，那么继续扮演下去便是愚蠢的。

“我怎么打折了？”尤里马上控制住自己，同时遗憾地关上门。我的使命也完成了。谁也不会再去理会阿尔费洛夫的案子，明天早晨我就走吧！阿娜斯塔霞继续在这儿疗养，谁也不会动她。就让列基娜听见吧，现在这已经没有意义。可突然……不，不能冒险，应该等一等。

娜斯佳挽着科罗特科夫的手臂漫步在夜色朦胧的街头。街道整齐清洁，灯光闪烁，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娜斯佳突然问道：

“你还记得三头熊的童话吗？”

“这有什么可问的呢，当然记得。”

“这个童话最主要的是主人的旨意，谁坐过我的椅子？谁用我的碗吃过东西？谁在我的床上睡过觉？虽然椅子、碗、床都没有弄坏。你明白了吗？”

“不太明白。”

“如果哈宁是个巧妙安排的替身，那么这就是地方头目们干的。如果真正的凶手是他们的话，他们何必找我呢？肯定不是进行什么分析。至少是他们担心我知道些什么，担心会给他们围绕阿尔费洛夫苦心营造的小窝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进而露出他们的马脚。那样的话我倒真的害怕他们。然而，如果阿尔费洛夫不是他们杀害的，那么找我就像是愤怒的熊的号叫：谁竟敢在我的领地上胡闹？要知道，并不是每次杀人案他们都掩饰，其中肯定既有历史原因，也有偶然因素。他们不想弄得沸沸扬扬，让人知道市里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的未破案率是很自然的，有的地方好些，有的地方差些，百分之百破案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他们为阿尔费洛夫案件那么心急火燎呢？为什么他们用哈宁这个无赖汉和**等丑事围起一道墙呢？”

“你问我吗？”科罗特科夫笑着说，“我是想让你告诉我。已经陪你逛了一个多小时，我一直在等着你回答这些问题。”

“那我就来回答。哈宁事件也不过是摆到桌子旁的椅子或是盖在床上皱皱巴巴的床罩而已。是谁在那儿坐过？是谁在那儿睡过？管他呢，我们已经把椅子放好了，把床单整平了，以后再搞清楚是谁在这里为所欲为吧！生活不能杂乱无章。其实，他们非常想知道是谁和为什么杀死阿尔费洛夫。我猜想他们正是为此目的才钻到我这儿来。显然，这个案件和过去发生在市里的案件不同。他们看得很清楚，而我却不知道，因此我才提出不少荒诞的推测。一定是有人告诉这些人说，我对杀人案有某些自己的考虑，但侦查人员和调查活动有些失策。这些考虑他们没有掌握。你怎么看，像真事吧？”

“很像，但我对这些并不喜欢。阿娜斯塔霞，明天我就走了，你怎么摆脱呢？要知道明天你必须有个答复。你想好了吗？”

“要看明天谁来和怎么说。我自己头脑里盘算过。如果来的人说：‘您好，我是黑手党的头目。’我只得让他吃闭门。我怎么也不能力犯罪分子们工作。说实话，尤里，如果是那样也很可惜，我高兴干有趣的事，但要问心无愧。我是不是个卖身女人，啊？”

“谁知道呢，娜斯佳。我也没经历过。”

“也许我并不敢这样干。晚上让我好好想一想。总的说来，我是个胆小鬼，你也是知道的。对黑手党我怕得连脚都打抖。你想，要是他们把我抢走，可怎么办？”

“呸！不要乱讲话，舌头上要长疮的。你要回避他们。”

“尤里，我感到烦闷，我不喜欢头脑里空空的。翻译也不复杂，不是什么负担。”

“谈恋爱去呀！”科罗特科夫建议说，“您整天去分析追求你的人的言谈和举止：他怎么看我，说了什么话等等，不也是一项任务吗？”

“试过，”娜斯佳坦白说，“不行，任务太简单了，又没有感情。一定因为我是个感情上有缺陷的人。我们走到哪儿了？”

科罗特科夫抬起头，寻找附近的街名和门牌。

“柴可夫斯基大街。”

“我们到电话局去，可能不太远。”

娜斯佳回到住处，第一件事就是收拾房间。对她来说做出这个决定并不简单，为此要精心准备一番。

她把打好的稿纸整理好，放成一摞，合上词典、英文书，用塑料罩盖上打字机，把这些东西都推到桌子角上，腾出工作的地方；把两张床上散乱放着的衣服捡起来挂到壁橱里；清洗了烟灰缸，挂起窗帘，关上台灯。现在房里的样子很像她在彼得罗夫克的办公室：一切都井然有序，简朴而无特色。

娜斯佳想在寒气袭人的户外散步之后好好暖和暖和，便洗了个长时间的热水浴。随后她裹在长长的夹睡衣里坐在桌旁做起事来。

过了一会儿，她又怀着几分懊悔的心情想到，实际上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或者是有个害怕她知道和可能吐露出阿尔费洛夫被杀害的真实情况，因此不管她同意还是不同意，反正都要抓住她不放，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企图把她的思想搞混乱，恐吓或收买她。或者是这个人的确需要她帮助进行分析，那样的话，同意还有意义，因为可能涉及更加严重的犯罪，到那时即使出于纯人道主义的考虑也不可放弃责任。也就是，可以同意，但显得并不聪明，也不好意思。是谁对侦破案件感兴趣，是黑手党还是警方，到底有没有区别呢？更重要的是责任重大，因为负责事件的人可能会有危险，以后还可能会有无辜的牺牲品。娜斯佳叮嘱自己，绝不能把“兴趣”和“原则”相混淆。如果我能做点有益的事防止危险的犯罪分子和保护那些以后的牺牲品，那么我做的一切都应当由我决定，要毫不犹豫地提出条件。如果在我的帮助下这些人被揭露出来了，那么他们也不应成为“分析案情”的牺牲品，而应当交付法院。是的，这应该是一个主要条件。再想一个保证实现这一条件的方式就更好。

娜斯佳把画着惟有她能理解的图形的纸撕成碎片，扔到盥洗室便躺下休息。她感到发冷，或因为气温低，或因为神经过度紧张。她想起给廖什卡打的电话，对自己的冷漠态度又一次感到吃惊。电话是一个女人接的。她用悦耳动听的声音说：“廖沙-米哈依洛维奇牵着狗散步去了。”娜斯佳知道，她的男朋友时常被长着修长的腿和丰腴胸脯的靓丽的女孩子所吸引进发热情的火花。但也只不过是两三天的热情，随后廖沙就跑到她那儿大惊小怪地发议论：“她们都是那么乏味，自然界赋予她们才智，但她们根本不会运用。”只有她，娜斯佳，是惟一可以和他共度时间的人。他和女性的一些典型人物在一起半小时也会感到疲倦。很显然，说话悦耳动听的女人打算留在廖沙那里过夜，再不就是他遇狗的同时送客人到附近的车站去了。娜斯佳悲观地想着：“我甚至不会嫉妒，天啊，我到底还有没有感情，我为什么那么铁石心肠！难道我只能体验委屈和恐惧这两种感情吗？简直是一台失去人之常情的分析仪器。”

斯薇特兰娜-柯洛米耶茨和她的保护天使小伏拉德住在杰尼索夫的冬季别墅，由两个看守监视着。斯薇特兰娜整日尽情享受这免费的休假，不是睡觉，就是在长满树林的地方走来走去。她不愿意考虑任何事，而且她也不善于思考。

伏拉德得到了一切必需的东西。他感觉良好，但和斯薇特兰娜不同，他一直保持着警惕。

“最主要的，”他不停地重复说，“千万不要提到电影的事。你记住没有？在我们不能肯定是否落入了我们那些电影人和他们的朋友手里之前，要一直保持沉默。否则，我们立即就会成为面临危险的见证人。”

“好的，好的。”斯薇特兰娜懒洋洋地挥着手说。

对存在的危险，她不怎么理解，但她完全信赖伏拉德。因此，对每天都找他们谈话的斯塔尔科夫，她总是机械地重复着同一个故事：她看到一个启事，就去谈话，同意在游泳池拍照片，然后等待着结果——土耳其的富翁喜欢不喜欢她。失火的那天晚上，他们把伏拉德送到她的住处，说他没地方住，要在她那儿呆到早上。其他的她就不知道了。

伏拉德照样唱同一个调子：有个他不认识的、自称叫谢苗的人向他建议设法赚大钱，但没说怎么赚。他，伏拉德，是吸毒者，常常如坐针毡，非常需要钱，因此听了谢苗的话他很高兴，便什么也没问就来到戈罗德。他们把他接到斯薇特兰娜那儿并答应第二天早上给他讲清楚。但遗憾的是这场大火坏了事。就这些。伏拉德看出斯塔尔科夫并不相信他。可是他怕说出真相。

市长忙里偷闲，正与夫人和内弟在一起玩牌。市长称得上仪表堂堂的中年美男子。论所受的教育，他是位哲学家，而且是科学副博士。在当上市政府的领导之前，他是一所大学教研室的主任。讲课、写书、发表论文，可以说与世无争。坐在市长的位置上，他依旧书生气十足，远离政界的污秽，保持着和善、诚实的作风，有时甚至显得天真幼稚，他历来热心政治改革。他真正相信英明和正确的领导可以使许多东西向好的方面转化。因此，当有人建议他参加竞选活动时，他欣然同意了。他经过缜密思考，认真起草了自己的竞选纲领，又和他所信赖的以机敏和富有政治远见著称的内弟商讨了一番。在竞选中他终于获得胜利。

“谢谢你，我欠了你的人情！”上任伊始的市长对自己的亲戚说。

“你这么说，我很高兴，”内弟微微笑着说，“只要你记住就好。”

今天市长情绪特好，甚至对妻子出错牌也没说一句指摘的话。

市长拿起一副牌又放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了一句：

“有什么新的犯罪吗？”

“和往常差不多，”内弟一边分牌，一边说，“杀人、抢劫、强-、偷盗。什么事人们想不出呢？很多案件早就有了，现在只不过变变花样。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戈罗德市还是很平静，你自己也知道。对你来说，这不是莫斯科。他们那儿每天都发生五六起凶杀案，而我们平均每周一起。‘帕司’。”

“怎么能比呢！”市长不平地说，“那里的人口比我们多20倍。我也‘帕司’。翻上面那张。”

“人口多20倍，凶杀案的数量多35倍。你可以看出哪里更安全。你呀，哲学家，你不能把‘2’和‘2’放在一起。”当中学数学教师的妻子干涉说。

市长不声不响地数了数被吃掉的牌，做了记录。几分钟后他又回到他感兴趣的话题上。

“你说，我们戈罗德市反犯罪斗争的情况真的比莫斯科好吗？”

“当然，”在市内务处任参谋的内弟蛮有把握地说，“如果你要数字的话，我明天把部里的统计材料给你带来。那里有全国各个地区的资料可以比较。你是个好市长，所以市里也比较安定。哪里安定，哪里就少一些恩怨，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当然，凶杀案归凶杀案，说老实话，很多杀人的事并不是犯罪，而是凶手自己的不幸。嫉妒、不公平、不甘忍受污辱——这是人类社会共有的现象，没法掩饰，任何制度都消除不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从个人偷盗和抢劫案来看，我们戈罗德市也比其他许多地方好多了，你要相信我。”

“那么，有组织的犯罪呢？”

“哪儿的话！”内弟哈哈大笑，摘下茶色眼镜擦去笑出来的眼泪，“亏你想得出，我们市哪里有什么有组织的犯罪？正好，这里有个例证。在山谷疗养院一个从莫斯科来疗养的人被杀了。我们，老实承认，很担心是不是莫斯科的黑手党把我们市作为报复点。和莫斯科刑侦部门一联系，立即就派来一个人。我们到处调查，各个方面都查找了。也考虑过是不是有组织的犯罪，你想最后怎样呢？普通的嫉妒杀人，一点有组织的犯罪的根据都没有。说实在的，还真具有点现代色彩。被害者是个鸡-狂，而凶手是被他抛弃的情人。”

“莫斯科刑侦处的人还在这儿吗？”市长突然问。

“现在还在，这两天就走。杀人案已经侦破了，他没什么事可做了。”

“你知道，我倒有个想法。如果地方电视台做一个讨论犯罪问题的节目怎么样？请列普金、你和莫斯科来的年轻人谈谈莫斯科的治安怎么差，我们这里怎么好。你看这个建议怎么样？”

“建议倒很有意义，”内弟又摘下眼镜，缓慢地揩拭着镜片，趁机思考着，随后谨慎地说，“但我担心搞不成。莫斯科的侦查员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走，我们谁也不想留他，而且他自己也要走。做节目需要写脚本并要认真准备一下。这可不是一两个小时能干完了。脚本、拍摄、剪辑，事情太多了。”

“太可惜了，”市长不无遗憾地说，“没有那个莫斯科人，节目便没有意义。应当让他亲自讲讲莫斯科的犯罪情况和对我们这里刑事犯罪的印象。而如果做一次直播呢？我和电视台谈谈，他们不会拒绝我，我总还是一市之长嘛！叫莫斯科来的同志多呆一天，快一点安排，还是可行的。你看呢？”

“我想，”内弟无法马上回答，仔细斟酌着说，“这完全没有必要。其他许多城市的事例都证明，人民并不是在问题真的出现时，而是在记者谈论这个问题时，才想到这个问题。人们平时习惯于文字媒体，如果记者谈论起来，那就意味着事情不妙，几乎大难临头了。不要把睡觉的狗唤醒，亲爱的。”

“要知道，我并不想谈犯罪率上升，相反我是想说明我们的形势相当好，比其他许多地方都好。”

“我明白，但讨论问题本身就可能起到消极作用。请你听听我的建议，不要抓住不放嘛！”

“好吧，我想想。”市长冷冷地回了一句。

就在这天晚上，市长的内弟打电话给杰尼索夫。

“我那个亲戚想在电视台安排一次讨论犯罪问题的节目。”

“什么？”杰尼索夫一时摸不着头脑，便说，“这有什么不好的呢？让他去做吧！这会提高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

“他想进行直播，并且请莫斯科来的侦查员来，让他证明莫斯科打击有组织的犯罪不得力，而我们这里非常成功。这无论如何不行。莫斯科的侦查员不是笨蛋。当他知道哈宁的案件时，他一秒钟也没相信过，只要看一看他那脸色就知道了。其次，他和卡敏斯卡娅关系密切，他们经常交换有关案件的情报。她一定会给他灌输什么东西的。您想想如果让他去直播，会发生什么事嘛！而如果提前准备节目的内容，然后再进行剪辑，也没有时间。他就要走了。市长知道后便催办这件事。”

“谢谢你给我打电话，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