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一年的冬天，我和师父押一趟镖，去了南方。又在南方接了一趟货镖，护送回北京。把货押送到指定地点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在回源顺镖局的路上，我师父让人买了酒，还有羊肉和下酒的小菜，想犒劳下大家。

都忙活了一年，实属不易。那天，天空下起鹅毛小雪，正是喝酒吃肉的好天气。

“老张，你人呢，来喝酒了。”

老张是我们镖局的看门人。我拎着酒，第一个走进镖局，见门口没人，便喊了一嗓子。一进去，我就呆住了。

在院子中间，老张的身边站着一人。他一袭白衣，背负着一把剑。绒毛般的雪花飘下来，把他的黑发染成半白。

听到我的声音，他转过身来，对着我笑。这人正是谭嗣同，他回来了。

“复生！”

“老侠！”

我把手中酒坛往雪地上一放，便朝他奔去，他也朝我奔来。彼此紧紧拥抱在一起。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刚回来。一回来京城，便直接来镖局找你和王大哥。”

我仔细打量着谭嗣同。五年不见，他长高不少，身子更加健壮，连容貌和声音都发生了少许变化。

“嗣同，你回来了。”

身后响起了师父的声音。

“大哥，嗣同给你行礼了。”

“哎，我们兄弟之间行什么礼。你变了。”

“嗣同没变，只是长大了。”

“功夫长进一些了没有？”

“这些年，大哥教的剑法，嗣同不曾落下。”

“真的，来。我考量考量你。”

“好，大哥请赐教。”

说完，师父拔出刀来，和谭嗣同切磋起功夫。两人在雪地里打斗起来。

只见谭嗣同施展的，正是师父教他的落叶剑法，时而轻柔如风，时而迅猛如雷。

当然，谭嗣同的武功和师父王正谊比起来，还是差很多。切磋没多久，谭嗣同就被我师父一招“风卷残云”，打落手中剑。

师父见状，便收了刀，哈哈大笑，说道：“嗣同，比起五年前，你的剑术确实大有长进。但要和老侠比起来，就差点意思了。你还得勤加修炼。”

“是，嗣同一定。”

我从雪地中捡起谭嗣同的剑，递给他，说道：“师父，我是镖师。这手中刀是我赖以吃饭的家伙，岂敢不努力。可复生是学者，志不在武功上。怎么能相提并论。”

师父又是大笑，说道：“说的也是。不扯那些了。走，今天高兴，我们不醉不休。”

说完，师父让人去准备下酒的菜，左手拉着我，右手拉着谭嗣同，走入大厅。坐下后不久，一名趟子手沏好茶，端上来。我们三人便天南地北地聊起来。

我们讲这些年走镖的趣事。谭嗣同则讲起自己在甘肃、青海、新疆一带的所见所闻。

听谭嗣同说起新疆自战乱平定后，百姓开始安居乐业，师父不禁感慨说道：“遥想当年，朝廷上下欲弃新疆，唯独左公力排众议，千里抬棺，孤军远上，收复新疆。以中华之积弱，左公此举，可谓是振奋天下人之心。”

“正是。”我和谭嗣同皆肃容说道。

左公便是左宗棠，他收复新疆的事情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但一提到最近的国家大事，我们三人越说便越没劲。特别最近的中法战争中，慈禧太后在镇南关大捷后，颁发了停战诏令，一心要和法国人议和，签订了《中法新约》。

世人皆不满，有人称之为战场上的胜利，外交上的失败。

“今天重逢，是个高兴的日子，不聊这些不开心的事情了。对了，嗣同，你这次回来，是为了明年的科举考试做准备吗？”

说到科举，谭嗣同突然开心地笑了。

“大哥，老侠，去年的时候，我终于说服了我父亲，不用在科举这条路上死磕了。

这次回来，我想在京城陪我娘一段时间。之后，我想去全国各地走走。天下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说着，谭嗣同停顿了下，殷切地看着我，问道：“你愿意陪我出去走走吗？”

“我愿意。”

当时，我的回答毫不犹豫。

走镖虽然也可以到处走走，但那是任务，是工作，有固定的路线和限定的时间。

如果能够不受约束，在全国各地四处游玩，不用担心会不会有人来劫走你的货，那自然是太爽不过的事情了。

想到这些，我和谭嗣同不约而同地看向师父。

“没错。正所谓，走千里路，读万卷书。年轻人确实应该出去看看世界。”

听到师父支持我和谭嗣同结伴而行，便安心下来。

这时，一名趟子手推开门，说道：“当家的，酒菜准备好了。”

“好，我们去喝酒吃肉。”

那一天，我们开怀爽饮，都喝得酩酊大醉。我和谭嗣同在源顺镖局，睡到第二天下午才醒来。

师父见我们醒来，又让厨子张罗了一些下酒菜，和我们两人小饮了几杯。之后，谭嗣同便向师父告辞，要回家。

我正好也要回家看看父母，便和他骑马同行。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准备分道扬镳，各回各家。临别时，谭嗣同喊住了我。

“老侠，我差点忘了。这个，是给你的小礼物。”

说着，谭嗣同解开行囊，从里面又取出一个绑紧的布袋，抛给我。我伸手接住布袋。

“里面是什么？”

“回家看看就知道了。我想，你应该会喜欢的。”

说完，谭嗣同向我摆手，驱马而去。

回到家中，我急迫地打开布袋，里面有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一翻开，每页上都有谭嗣同用小笔写的心得笔记。

更令我高兴的是，布袋里还有厚厚一沓的《申江新报》。虽然好多都是好几年前的报纸，但对我来说却是如获至宝。

随着列强屡次入侵，一些底层的百姓也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变化。

但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

即便像我，住在京城，还经常四处走动，但所获得的信息，大部分来自于道听途说。

唯一让我觉得有公信力的信息来源——便是报纸，特别是《申江新报》。

到了光绪十一年，我在京城里，偶尔也能看见洋人教会出版的报纸。有些报纸还是免费的。

但是那些教会的报纸，大多都是宣传基督教义为主。

当时，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书籍或者是报纸，会像《申江新报》一样，全面地客观介绍世界的变化。

可惜，自从谭嗣同离开京城后，我便没有了《申江新报》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