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主张对外开放吗？

无稽之谈。莫非提倡独立自主、坚持自力更生就是反对对外开放？

“反思”是可以的，不用历史的观点不看当时历史背景的“反思”就是“书生空议论”，废话一堆。

那时候你还小吧？嗯，还穿开裆裤。那你问问你父亲。能向谁开放？他们带来的不是投资。不是贷款、更不是技术转让，也没有什么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他”们只给你带一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人内！”你不要？兵舰和大炮打开你大门叫你要。你不承认他的兵舰和大炮？他就封锁你。全面封锁！

封锁！你还向谁开放？封锁的目的就是扼杀！

今天能够实行对外开放，首先是因为领导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活下来了；发展了。强大了。我们站起来了，站稳了，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所以尼克松来北京，同周恩来握手，又同握手。而不是相反，或周恩来去华盛顿找尼克松握手。

历史发展了，人们的思想观念随着也发展了，但是，不能否认为适应过去历史条件而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那样做就是否认历史，也是否认现在。因为现在最终也会变成历史。

1949年5月2日，我照顾起床后，便从双清别墅乘车来到颐和园东门外，柳亚子先生已等候在那里。

像其他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一样，柳亚子一边同握手，一边举着拳头连声说：“伟大！伟大！人民解放军伟大！

那时，的声望在的领袖人物中是高高在上的，几乎可以说是和人民解放军的同义词，所以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伟大的赞誉声。今天我们可以清醒正确他说，这个名字是许多优秀的领袖们的代表，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功劳是集体的。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可我常常生出一些题外的感想：那么，为什么谈到一些失误和错误，某些人就只谈论，不能从集体的角度考虑一下呢？写到胜利，的名字与许多名字一同排列；写到失误，就只是了。说不服人么。还是邓小平同志讲得好，谈失误，他说：“我们也有责任。”

那时，对于赞誉声总是表现出不安和谦虚。他说：“都是老朋友，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了，那样子不好相处。”又说：“人民伟大，包括你也包括我。

同柳亚子携手同游颐和园，走在长廊里，他们一边欣赏长廊内部枋梁上的绘画，一边聊天。那段时间民主人士喜欢同谈论蒋介石，常可以听到“不讲信义”、“耍政治手腕”。“祸国殃民”一类评论。这一次，柳亚子触景生情忽然谈到慈禧大后。他说：“我们真是生于灾难哪！慈禧太后无能，她想关起门垂下帘子听政，帝国主义不答应，开来炮舰，她又屈服帝国主义的压力，签定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屈辱，痛苦和灾难！她用建设海军的钱建了一个颐和园，再把人民的血汗搜制起来奉献给帝国主义。真是民族罪人，千古罪人！”

也回顾了一番历史，然后说：“归根结底还是政治。封建制不根除，她就是建了海军也还是要送给帝国主义的。”继续看过几幅画，诙谐地笑道：“建了颐和园，帝国主义拿不定，今天人民也可以享受。总比叫她们挥霍掉要好！”

他们又议论了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谈到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的许多革命先驱，柳亚子竖起大拇指真诚他说：“历史证明，只有行，只有行！”

“我们是继承前人，烈士用鲜血和生命给了我们智慧。给了我们经验和教训。”停住脚，深深吸了一口气。望着廊顶深沉他说：：“我们的同志去法国。去德国、去日本。去苏联……我们明白了，还得靠自己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我们要争取外援，可是不能依靠，也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占那些军阀都有帝国主义支持，靠卖国求得支持。他们和慈禧大后一个样！他们不是为民族为国家；他们只是要建造自己的乐园，把人民推到水火之中。到头来，他们自己也要彼人民打倒！”

之后，又参观了慈禧太后买的那个小火轮。柳亚子说。慈禧大后能看到这样的火轮也算开眼界了。说：“她买几件洋货也是赔本的买卖。自己不奋发图强，自己站不起来，就谈不上平等互利。还是那句老话，嗟来之食不可食

从颐和园回来，除接见各群众代表之外，还与各社会名人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继续会谈，准备新政治协商会议。夜里便埋头写作，通育达旦。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讲话，郑重声明：

“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这个声明能说是不同意对外开放吗？只能说是不同意卖国，要求尊严，要求平等互利！

在开国大典上，了解中国人民坚强而雄伟力量的，向全世界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公告，明确地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愿意同任何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然而，客观形势怎样呢？帝国主义国家容不得我们有尊严，不答应平等互利，不尊重我国的领土主权，不承认我们的政府，公开扬言要封锁扼杀我们。就连社会主义的苏联。也曾怀疑我们的生存能力。曾劝阻我们大军过江，直到我们解放了南京，他们的大使还跟着国民党政府迁到了广州。是唯一跟随国民党政府的大使。

这就是当时的形势与实际。

建国之初，日理万机，仍然抽出身子去了一趟苏联。为什么？为了寻求贷款和援助，他是作了困难的准备。行前我为他准备行装，他搬动手指头，搬了拇指，食指和中指，然后说：“可能时间要长些，要几个星期，也许要一个月。”而事实上，他在苏联呆了近二个半月。就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了恢复国家经济要一些贷款，他做了一些违心的让步，终于获得苏联答应五年内每年给中国贷款六千万美元。

六千万美元！听有的首长议论，远低于苏联给任何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而那些国家还不如我们一个省大，不如我们一个省的人口多……

我没去过那些国家，我只是从建国前在双清别墅写的文章中看到：美国“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援助”.据白皮书说是四十二亿余美元，据我们统计是五十九亿一千四百余万美元……我们要到的贷款跟这些数字没法比。

就是这每年六千万美元的贷款，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真诚感情，称赞为“伟大的、全面的、长期的、无私的援助”。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传来那天，失眠了。吃安眠药也睡不着。他写了《最伟大的友谊》一文。深情颂扬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与建设所给予的支持和援助。

是声明愿意与“任何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建立外交关系。其中自然包括美国政府。

但是，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杜鲁门总统下达“中立”台湾海峡的命令。直接干涉中国的内政，阻挠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这是公开向中国人的挑衅，与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敌对，的愤怒是可想而知。

1950年的6、7、8三个月，一直处于激动。紧张、愤怒、优虑甚至是焦躁的种种复杂情绪中。在我印象中。他本来关心着偏远省份尚未解放的地区，关心着西藏，特别是关心躲着蒋介石的台湾。他还关心着土改，关心着消除返货膨胀，恢复和发展经济。从我接触中的感觉，他没想过会夫朝鲜作战。因为我们自己的事情还有一大堆急待解决。只是当美国人在仁川登陆，将战火迅速燃向鸭绿江，才把主要注意力转向朝鲜战场。那是多少个不眠的日日夜夜！他的烟灰缸几乎是二十小时就要清理一次，几天几夜无法人睡。

研究出兵的那天上午，服了三次安眠药仍然睡不着，起身下床时，他用沉重的声音喃喃：“看来是没别的办法了，只好横下一条心，打过这一仗再说……”

会议是在的东屋召开的，研究了一晚上，屋子里烟雾腾腾像失了火一样，出兵后，又是几天几夜没睡好。1949年到1950年初，接见各种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领导人多，到1950年下半年，就是见军事领导人多了。特别是见聂荣臻多。他俩一个是军委主席，一个是总参谋长，经常见面。直到朝鲜战争结束。

1953年，朝鲜停战协议签字，在那天走出屋门。响亮地唱了一嗓子京剧。这个场面给我和许多卫士留下了深刻印象。高兴的时候常用这种方式抒发他欣慰愉快的心情。从这一年始，每年都要到海边去一次。我们都了解他一个喜好，就是观潮。每次观潮胸脯都会和着潮水的节奏起伏。这时，他的眼睛就会湿润。目光那么深这！那深藏心底的情感是什么？有件事我至今记得……

久久地望着大海，望着天水相连的地平线。忽然问一名著卫：“张木奇，你说大海为什么会涨潮退潮？”

张木奇回答：“这是月亮吸引作用形成的。

“你那个吸引再加个力就好了，月球引力。我再问你。什么是暖流，什么是寒流？

“暖流不清楚。寒流么，是西伯利亚来的喽。”

毛罕东笑了，说：“你讲的那是寒潮，是说的冷空气南侵。我问的是洋流。懂吗？”

张木奇摇头：“不懂。”

解释了洋流，解释了暖流寒流。他说：“世界大洋中有两条重要的暖流。一条是墨西哥湾暖流，再一条就是台湾暧流。”这时，他又久久地遥望大海。忽然拾起一只手指向遥远的远方，说：“台湾，我们还没有解放台湾……”由于美国的插手，留下了这个终生之憾！

1954年，中国和印度缔结了体现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条约，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项条约的真正设计者是。其中而项原则甚至是逐字逐句重复了在1949年新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作为人民政府外交关系基础的原则。

1955年，我跟随去机场为苏加诺总统送行。回来时，在饭馆吃过羊肉泡馍，叫车开到苏联展览馆。因为日本人在那里办了工业展览会。认真参观了展览，日本人送给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当时我国还不能生产这种半导体收音机。在参观过程中和参观结束后，反复向举办展览的日本人呼吁友好往来。政府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他呼吁扩大民间交往。他热情赞扬了展览会办的好，希望加强贸易往来，双方都要做出努力扩大经济交往。我当时就感觉到，强烈地希望打破封锁，在可能的情况下，扩大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往来。与敌对政府来往不了。就寻找民间的渠道。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参加美苏戴维营会议之后来到北京，晚上，领导人与苏共领导人在颐年堂发生了激烈争吵。当时的情景，可以用“吵得一塌糊涂”来形容。第二天，在城楼上，赫鲁晓夫告诉，停止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议。随后不久，撤专家，毁合同，逼债便接踵而至。这一切使以及当时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认识到，“同志式的援助”也是靠不住的，每个国家必须主要通过本国人民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发展它的经济。

据说，1954年在讨论越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与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相遇。周恩来伸出手来准备握手，杜勒斯却一摇脑袋走出房间。那是对抗的年代，美国与台湾蒋介石政府签订了共同安全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结成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中国的志愿军在朝鲜战场让美国人丢了脸，杜勒斯在日内瓦的会场上发泄出战场上发不出的愤懑。

总之寸那时的形势是对抗，而不是对话。，

到了70年代，形势变了。曾经坚持在改善国家关系前，应该解决所有的原则问题。但是，一旦看到形势的变化，便果断地开展了现在众所周知的乒乓外交。可以说，是首先看到一个旧的时代过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对抗变成了对话。

1972年，和尼克松以非凡的胆略打开冰冻20多年的中美大门，走到一起来了。一个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和领袖，一个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总统、资产阶级利益的总代表，对抗20多年，现在握手。开始对话。

对话，为今天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

随着历史发展。与尼克松握手对话，就愈加显示出其深远意义。应该说，我们的对外开放就始自这一刻！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