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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特权协定》

奥托一世虽被尊为“大帝”但皇帝的头衔不能自动传给每一个德意志国王。德意志国王为了得到皇帝的称号和皇位，必须到罗马由教皇加冕。962年，奥托与教皇签订协定，规定：希望当教皇者，必须忠于德意志国王；皇帝既是德意志国王，也是意大利国王，从而调整了教皇与皇帝之间的关系。

世俗皇帝企图以宗教的名义使自己成为至高无上的君王，神圣”的教皇则以宗教代言人的身份自居，视世俗的一切如无物。当皇权遭遇教权，谁更盛一筹的纷争便不可避免。于是，教权与皇权的争斗从未真正地停歇过。一）教权与皇权的纷争早在“矮子”丕平名义上还是宫相时，为了篡夺王位，他就曾以“教皇有废立君主的特权”来换取教会的支持，由此开创了加洛林王朝。他甚至还为了酬谢罗马教皇的支持，两次远征意大利，迫使伦巴德国王把所侵占的罗马地区诸城市和拉文那总督区交给教皇统治，帮助教皇在意大利中部建立了一个“教皇国”教会与王国之间的关系，暂时得到了缓和。然而，权力的矛盾始终存在，教权与皇权的斗争也就无可避免。

当查理将法兰克王国引向极盛时，得到过他帮助的教皇利奥三世为他进行了加冕仪式。这对于查理而言，无疑是个好机会，但同时他也心有不快，毕竟自己的帝位还需他人加冕方能获得，难免有低人一等之感。到了亨利一世时，为了摆脱教会的监护，他明确表示拒绝一切宗教仪式，因此被教皇冠以“无柄之剑”的绰号。教权与皇权的争斗，再次摆上了台面，而他的儿子奥托一世更是将这一矛盾激化。

在加冕后的第11天，奥托一世便与教皇签订了著名的《奥托特权协定》规定皇帝对教皇的保护，教皇要绝对效忠于皇帝，教皇的人选由皇帝决定。奥托一世将世俗君主的权力凌驾于教皇权力之上，约翰十二世自然心有不甘。手握重权的奥托一怒之下于963年废黜了约翰十二世的教皇之位，另立新教皇。这一举动等于否定了中世纪教皇凌驾于皇帝之上的惯例，开启了皇帝任免教皇的先例，这也拉开了历史上皇帝与教皇长期斗争的序幕。二）挑战教皇奥托一世举行盛大的加冕礼后不久就去世了，继任的奥托二世、奥托三世追随父辈们的步伐，有条不紊地维持着帝国的运转。直到1024年，奥托王朝绝嗣，士瓦本的康拉德(萨利安法兰克人)当选为德意志国王，由是建立萨利安王朝。萨利安王朝时期，教权与皇权之间的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到康拉德之子亨利三世时期，德意志皇帝权势达到极盛，对教皇的控制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亨利三世先后罢免了三位出自罗马贵族世家的教皇，完全控制了罗马教廷。亨利三世去世时，儿子亨利四世只有6岁，但已被推举为国王并由科隆大主教赫尔曼二世为其举行了加冕礼，由其母亲阿格尼丝代为摄政。但在德意志贵族眼中，阿格尼丝只是一个外来者，所以在她摄政期间，一大批大权在握的公爵在自己的领地自主行事，不再听命于王室，而她所信任的许多封建主，包括士瓦本公爵鲁道夫、巴伐利亚公爵奥托、克劳滕公爵贝特霍尔德等，都变成了她儿子最危险的对手。1062年，野心勃勃的科隆大主教安诺诱骗年幼的亨利四世前往科隆，并劫持了他，以此胁迫阿格尼丝交出政权。阿格尼丝被逼无奈，只得将摄政大权交到安诺大主教手中。安诺成为帝国的摄改后，德意志诸侯们趋势发展势力，逐渐强大起来。面对诸侯的强大与罗马教廷的日趋独立，日渐长大的亨利四世开始致力于在帝国境内加强皇帝的权力，由此引发了1073～1075年的萨克森暴动。1073年，乘着德意志爆发内乱的有利时机，罗马教廷的红衣主教推选一名意大利人为教皇，世称格雷戈利七世。

1075年，新任教皇颁布敕令，宣称教皇的地位高于一切，罗马教廷有权罢免教会贵族和世俗贵族，甚至皇帝，违者严惩。年轻气盛的亨利四世终于忍无可忍，他坚持要控制德意志和意大利北部所有主教的叙任权，并拒绝让得到教皇支持的米兰大主教就职。教皇与皇帝的矛盾，在多年的遮遮掩掩之后，终于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以强悍著称的教皇格雷戈利七世自然无法容忍世俗皇帝这样的要求，他于12月向亨利四世发出警告：如果不服从教皇的命令，继续一意孤行的话，他将会被逐出教会。亨利四世也不甘示弱，采取激烈行动予以回击。1076年1月24日，亨利四世在沃尔姆斯召集全德意志主教开会，宣称格雷戈利七世是一个伪僧侣，宣布废黜其教皇职位。在写给教皇的信中，他言辞激烈地说：我，亨利，以上帝赐予的国王及全体主教的名义，向你奉告——下台吧！下台吧！离开你不配占有的上帝使徒的座位！

（三）卡诺莎觐见”

教会此时正经历一场带有根本性的改革，为了与世俗政权争夺最高地位，格雷戈利七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建立教皇绝对的、无可争议的权力斗争之中。他不仅要控制罗马教会，还要凌驾于一切世俗政权之上。毫无疑问，亨利四世正是这些世俗政权中最强大的一个，如果能够战胜这位皇帝，教权必将迎来决定性的胜利，格雷戈利七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于是，面对亨利四世的挑衅，被激怒的格雷戈利七世作出了报复式的回应：解除亨利四世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治权，并且开除亨利四世的教籍。然而，此时的德意志皇权已今非昔比。国内诸侯反对派站在罗马教廷一边，拒绝为被开除教籍的君王效力，士瓦本、巴伐利亚公爵甚至筹划推选新的国王。此时亨利四世心中的激愤之情早已淡去，他清楚地知道，如想要保住皇位，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获得教籍，那也就意味着必须向教皇低头认错。尤其是当听说教皇应德意志反对派诸侯的邀请，离开罗马北上时，他知道教皇此次一旦成行，必然会另选他人来替代自己，如果再不采取行动，自己必将失去一切。尽管明知要遭受屈辱，1077年1月，亨利四世还是毅然带着妻子贝尔塔、2岁的儿子康拉德和几名随从，冒着严寒，前往位于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德，期望在途中与教皇相遇。教皇对于亨利四世此行的目的并不了解，为安全起见，他决定临时下榻于看起来牢不可破的卡诺莎城堡，等候亨利四世的到来。

到达卡诺莎城堡之后，身披麻毡的亨利四世为表示自己忏悔的诚意，在冰天雪地中脱掉皮帽和鞋子，着双脚，等候教皇的召见。但格雷戈利七世却迟迟不肯露面，一方面他想让亨利四世吃点苦头，另一方面他也处于两难的境地，虽然明知亨利四世不可能就此信服，却也不得不迫于公众的压力而原谅他。在经过三天的犹豫不决之后，格雷戈利七世打开城门，给了亨利四世一个表示赦罪的亲吻，恢复其教籍。随后，亨利四世匍匐在教皇面前，展开双臂，使全身呈十字架形，接受教皇的宽恕。这就是著名的“卡诺莎觐见”是西方世界中忍辱投降的代名词。在这个过程中，亨利四世虽然像廉颇一样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但背后所隐藏的政治目的与“负荆请罪”的故事却相距甚远，因为这只是他的一个策略——退让的策略。艰苦跋涉、卑躬屈膝、备受煎熬，为的只是换取一个喘息的机会。恢复教籍、保住皇位的亨利四世回去之后，集中精力整治内部，将危及皇位的内部反抗势力逐一消灭。待内乱平息后，亨利四世立即对身处意大利的教皇发起了进攻，以雪“卡诺莎觐见”之辱。1084年，亨利四世攻陷罗马，以武力驱逐格雷戈利七世，另立教皇。格雷戈利七世在1085年死于逃亡途中，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教皇吐出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热爱正义，仇视罪恶，所以我死于流亡之路。演绎“卡诺莎”“觐见”的油画，此后，皇帝与教皇一直争斗不休，延续长达百年之久，直到1122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和罗马教皇卡利克斯图斯二世在德国西部的沃尔姆斯签订《沃尔姆斯宗教协定》规定德意志境内的主教不再由皇帝任命，而由教士选举产生，皇帝有权出席选举会议并加以干预，双方的权力之争才最终告一段落。亨利四世与格雷戈利七世的二次对决格雷戈利七世开除亨利四世的教籍，是凭借其神职地位对世俗皇帝的一种打击方式，并不是由于亨利四世真的犯了什么罪。所以当1080年亨利向罗马进军，格雷戈利七世再次开除亨利四世的教籍时，很多人开始考虑教皇的决定是否正确。而此时，亨利四世已经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可以很有经验且很有底气地拒绝教皇的这一无理决定。第二次开除教籍的举动，与第一次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格雷戈利七世不仅没能打击亨利四世的势力，反而使自己陷入遭13个大主教背叛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