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重庆的第三天也就是1916年5月2日，负责军工生产的赵永胜前来汇报：重庆长安机器厂仿制毛瑟98K式步枪、马克沁式重机枪和哈乞开斯轻机枪成功。可以投入批量生产。另外，82毫米迫击炮也仿制成功。仿制克虏75毫米野炮和150毫米炮取得重大进展，诸如炮架、驻锄、驻退机、复进机、高低机、方向机甚至炮栓都已试制成功，且质量不低于德国原装产品，甚至在驻退机和复进机方面还远远超过德国原装产品。

但在炮管的研制上，还无法成功，主要是我们目前的冶金工业非常原始和落后，无法生产出合格的炮用钢。同时，我要求的试制单兵火箭筒的工作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固体火箭的燃料已由重庆第一化工厂研制成功。我一听他汇报完后，感觉相当不错，毕竟我们在重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有了如此成绩，怎能不让人鼓舞呢？我立即随同他赶到长安机器厂，在厂长的陪同下，参观了生产试制现场。

虽然生产场地不如我想的那样明亮宽敞，但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算是最优秀的了。难怪厂长在谈起本厂时总有一股自豪的神情。在与军工系统随后召开的会议上，我建议全军采取统一制式，www.youxs.org，www.youxs.org，用于出售。

并指示他们年底前必须生产50000枝新口径步枪和至少200万发步枪弹；2000挺新口径机枪和至少100万发机枪弹。他们表示绝对没有问题，甚至还有可能生产出更多。我笑了一下问他们如果翻倍如何，他们表示有困难，但能保证生产出8万枝步枪、400万发步枪弹，3000挺机枪和200万发机枪弹。并当着我的面立下了军令状。在谈到火炮生产的问题时，他们表示，现在所能生产出的炮用钢，只能生产迫击炮或其它膛压较低的火炮，因为中国缺镍、铬等金属，而且现在的冶金工艺还不过关。

我则问他们，如果将生产出来的炮用钢用于生产迫击炮，产量有多大时，他们都笑了说起码可以在年底前生产出2000门迫击炮。我一听就咋舌了，乖乖地不得了，现在全中国的迫击炮总共都不会超过500门，2000门迫击炮是多少？可以装备至少20个师。我立即对他们说，那就给我全部生产迫击炮，并要求对迫击炮进行改进。现在迫击炮的射程太近，我是身有体会。他们却告诉我已经对现有的迫击炮进行了改进，主要是提高了膛压，加强了炮弹弹带上的火药密封性能，使射程提高了50%。并仿制成功一种60毫米轻型迫击炮，供特种部队使用。同时还开发出了120毫米迫击炮，射程可达3200米，威力远远超过我军现在使用的82毫米迫击炮，但是重量较大，机动性有所下降。我则表示可以将迫击炮拆分成几大块，如炮身、底座、炮架等，这样就可以提高机动性。他们一听也表示能够办到。

谈到单兵火箭筒时，军工系统的人员表示在年底就应该能够试制出来。我则要求不仅要生产出单兵火箭筒，还应该生产出火箭炮，并根据记忆向他们解释了一下火箭炮的基本结构，至于原理，我就不用说了，在坐的都知道。他们接着汇报说，由于手榴弹和地雷结构简单，生产容易，所以这两样产品产量较大，到年底可以生产出至少40万枚手榴弹和12万枚地雷。但同时又表示，这是指按目前所有库存原材料和年底所能提供的原材料来计算的。如果原材料供应不上，则不能保证生产。对此，我向他们表示，无论如何，优先供应军工生产。

在回去的路上，我兴致勃勃。心想，幸亏我让在上海的同志们将原来我订的青岛等地的德国机器运了回来，才能保证军工厂的迅速有效地运作，不然的话，我还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搞到各种军火等物资。这下，我们自己能够生产了，别人想卡我脖子也是不可能的了，至于原材料，四川有的是，开采出来就行了。

我把我的想法给铁血党的几主要领导成员说了，最开始他们也深以为然，但过了一会，沈学涯则说：“开采原材料的机器呢？运送原材料的运输工具呢？”我一听就傻了。沈学涯说：“可以慢慢想办法嘛，这个不着急。幸亏现在我们有出海口，我们的货源渠道还可以保证，不至于让军工厂待料停工。”谢凯在一旁也说：“是啊，现在最重要的我看是不是先发展交通？将几个最重要的城市和战略要地先用铁路连接起来，再有就是公路系统，也要加强。”他的建议立即得到所有人的赞同，不过张英却又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钱呢？还有修路的工人呢？材料呢？”——

一说到修路，重庆至成都的铁路到现在仍在以缓慢但还算有序地进行，目前已经通到资中。为了解决张英所说的钱和材料的问题，经过商讨后，我们立即着手在美国和加拿大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几家大型的铁路公司都接到我们的招标书。之所以没有选择欧洲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正在进行一次世界大战，哪有什么闲心来修什么路。

美国政府在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来到重庆，虽然我们当时正在召开军事会议及政府成立会议，但还是高规格地接待了几位来自美国的朋友。不久，加拿大也派人来到重庆，这更让我们感到欣喜，毕竟加拿大虽然现属英联邦（那时的英联邦非现在的英联邦），但还是有很大自主权力。且不象美国那样提出这样那样的附加条件，基本没有什么政治因素，纯属商业往来，这正是我们最欢迎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决定实行开放式的经济体系，使美国政府认为我们铁血政府是民主的，亲西方的，极力对我们进行支持，而加拿大也看中铁血政府控制区内的经济发展，也给予大力支持。在政府的支持下，各种没有什么条件或附加条件很少的经济援助、无息贷款、低息贷款也接踵而来。两国银行也对我控制区放宽了借贷口径，使得我铁血政府开始有了较强有力地发展。

1916年6月6日，袁世铠因糖尿病病逝。而当天，中华铁血复兴党军事会议也在重庆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除我之外，还有军委副主席李长山、郑耀邦、军委委员叶飞。与会人员还有胡玉、刘白驹、陈海、郝跃峰、张小石、田继宗、简天行、胡可为、司马明、宋家亭、王全、薛庆功、胜良才、柯去恶、李阳、黄青明、肖克昌、符文学、万福海、文成、秦由天、董国柱等。其他如杨明、洪万顷、洪誉祥因军务在身，没有在重庆。

另外铁血党的高级领导赵天赐、张英、洪英杰、陈子明、吴可、易达昭、谢凯、沈学涯、刘嘉、张天成、白玉、林晓、李丽娟、曾倩、魏长安、廖剑、余绍良等也出席会议。会议由郑耀邦主持，首先他先提出了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一是铁血党军队人事问题，二是军队扩编改制问题，三是军队未来作战目的问题，四是军工生产问题，五是纠正军队目前所存在一系列情况的问题。在军队人事问题上，首先是补选军委副主席和军委委员。在通过对各候选人进行评价后，叶飞、胡玉被补选为军委副主席。刘白驹、陈海、郝跃峰、洪誉祥、洪万顷、田继宗、张小石、肖克昌被补选为军委委员。肖克昌是唯一一位进入军委的军队政工干部。另外，由我提议，大会多数票通过了赵天赐、张英当选为军委名誉副主席。

第二天的会议则着重讨论了军队扩编问题，在会上，我要求在今年年底以前，完成正规部队扩编至两个军、两个独立师共约十万人的任务。民团改为预备役部队，民兵称号不变。要求在年底前完成每个市（即前政府的州、府）必须拥有一个预备役团，每团不低于1500人，重要地方的预备役团不低于2000人；每年必须有三个月的时间进行训练（一般选择农闲时间）和一个月的武器操作及文化课程；每个市必须建立人民武装部，负责对本市的预备役部队和民兵队伍的建设和训练；预备役人员必须达到15万人以上。每县必须拥有一个民兵连，每连不得低于150人；每年必须有二个月的时间进行训练、武器操作和文化课程；民兵不得低于20万人。退伍军人必须成为预备役部队人员。这个问题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毕竟现在正处于全国军阀混战时期，保不定哪天就要打仗。

当天下午，讨论军队改制的问题。首先是军队编制，先确定了目前情况下的作战编制最高为集团军，其下为军、师、旅（师旅基本上为同级）、团、营、连、排、班。并要求先成立海军领导班子。在成立海军这一点上有较多争议。我在向他们分析了整个人类进程、蛮清末年受的海上侵略，又大谈马汉的《海权论》等，最终将大家说服。

陈海最为激动，是除我之外，最坚定的要求建立海军的人（毕竟是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的）。而我提议由他担任第一任海军司令员时，他激动地答应，并主动为自己投了一票。趁热打铁，我又提出在时机成熟时成立另一个独立的军种：空军。看我的货越来越多，大家也都有些迟钝了，反正又不是现在成立，没费多大劲就通过了。

在会上，大家都统一认识到要加强军队的火力密度。科学安排火力配置，最重要的是班排级战斗单位的火力配置，提了几个方案都没有通过。最后我综合这几个方案开始提出一个加强型的方案：即每班12人，分为四个战斗小组，每个小组3人，这与现在的编制相同，但火力配置上则是9枝新口径步枪，（被军工厂命名为16年式步枪）另有一个机枪组，装备新开发的减重型仿哈乞开斯轻机枪（被命名为16年式轻机枪）。机枪组和正、副班长每人还配一把驳壳枪。经这样配置后，我军的班用火力已居全国之冠，甚至在世界上也是顶尖的。每个步兵连多辖制一个炮兵班，每个炮兵班配备三门82毫米新式迫击炮（和60毫米、120毫米迫击炮一起被命名为16年式迫击炮，以口径区分）。狙击手也全部换装新式狙击步枪和标准的狙击枪弹。

据我粗算了一下，我们一个普通的步兵连其火力密度与国内其它部队一个营的火力密度相当。这在当时是相当惊人的，与会的各人在听到我粗步预算的结果后都大吃一惊，纷纷表示通过这一方案。只有张英故作痛苦的表情认为太花钱了，弄得大家都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