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从鄂木斯克赶来的5万红军加入进攻阵营，使伏龙之手中的红军兵力达到了近20万，虽然超过了柯去恶的10万人，但一攻一守，且我军的装备和补给要远远高于伏龙之的红军。伏龙之放弃继续在新尼古拉耶夫斯克和我军的正面争夺，改而派出5个师近8万人的兵力去进攻托木斯克。虽然托木斯克并不大，但却是由第7集团军副司令员秦由天带2个师驻守。秦由天也不是省油的灯，构筑的工事防御纵深大，火力也呈梯次配置。带领红军进攻的阿罗廖夫斯基上将一下子就碰到钉子上，从8月19日到21日，连续三天的进攻不仅没有寸进，反而折损了近3万人。不得已，阿罗廖夫斯基灰溜溜地率残余的5万人退回出发地域。

美、英等国政府见我军牢牢地把红军钉死在新尼古拉耶夫斯克，拖住了超过20万人的红军，大大减轻了其它地方干涉军的压力，不由得大喜过望，非常干脆地将承诺过的1亿美金划到我国，并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对我国诸如优质钢材、卡车、炸药等援助的数量。但我却更希望他们多进行一些技术转让，让魏长安去跟他们谈吧，反正，他现在在巴黎参加巴黎和会，与各国上层人物关系处得不错。

8月底，看到伏龙之在东线迟迟无法取得任何进展，易怒而多疑的斯大宁立即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会议上要求撤销伏龙之东线总指挥的职务，并加以逮捕和审判。但由于列林的阻挠，会议未能通过斯大宁的提议，不过，为了平息与会代表的愤怒，仍把伏龙之的副手，那个去碰秦由天钉子的阿罗廖夫斯基进行了秘密逮捕。同时，会议还决定由叶戈罗夫大将率领15万红军前往东线，对伏龙之进行支援。斯大宁本想剥夺伏龙之的军权，但被列林制止，让叶戈罗夫大将仍然听从伏龙之的指挥。

广袤的西伯利亚本来最适合大兵团作战，这时候如果双方的装备相差不是太大，人数优势就应该是胜利的重要法码。但西伯利亚西部的茫茫森林和无数的沼泽使人数优势反而成为一种负担。这也是为什么伏龙之不能发挥其卓越的指挥艺术，只能将大兵团集中在铁路沿线对我军防御阵地进行硬冲的根本原因。这个时候，本就是单线的西伯利亚铁路要负担几十万人的武器补给、被服、粮食等运输任务就显得非常困难了。伏龙之不是看不到这一点，但他仍然按兵不动，而且也不反对莫斯科派来的援军。其原因，我也明白：他要拖，拖到冬天就是想利用西伯利亚那令人恐惧的严寒把我军打败。

但我却知道，事情远不象伏龙之所想的那样简单。南方的邓尼金已经快打到莫斯科了，而且西边的尤登尼奇也快攻克对彼得堡这个原沙俄的首都。莫斯科方面绝不允许伏龙之在东方拖得太久。所以当我看到叶戈罗夫率领15万人前来支援伏龙之的情报，不由得晒笑了一下。也没作太多的布置，只是要求将前段时间抵御红军疯狂进攻时的几千人的伤亡进行补充。然后就让后勤部门多往新尼古拉耶夫斯克送一些弹药和食品，接着我就开始关心起龙战天的战况了。

龙战天从库尔干出发，一路南下。于7月初进入切利诺格勒，受到当地仍忠于原沙俄政府的势力的欢迎。接收大量粮食补给后，于7月中旬又进入卡拉干达。一离开卡拉干达，龙战天便执行起了焦土政策，一路上驱赶大量牧民及牲口南下。在8月底到达巴尔喀什湖时，龙战天已经拥有12万牧民，上百万匹马及至少百万头牛、骡等大型牲口。然后自行划定国界线，将他心中的国界线内的原俄国政府和军队全部驱赶出去，并将掳掠来的12万牧民迁入“境内”。流亡的原俄国政府及军队几乎全都向最近的塔什干、安集延、阿拉木图、普尔热瓦斯克等地逃去。并唆使当地的政府及驻军与龙战天对抗。

龙战天正愁没什么可以打动他的目标，骤然发现最引人注目的几伙流亡政府及军队汇合在塔什干，二话不说，立即率军前往攻击。9月8日，龙战天在塔什干全歼3000俄罗斯白卫军，占领塔什干。接着挥南下，于9月21日占领杜尚别。同时，他派出一部分军队先后攻占了安集延、阿拉木图、普尔热瓦斯克等地，将这里的俄国势力一扫而尽。

而在黑海和高加索一带的邓尼金感到其侧翼受到威胁，便向龙战天发出照会，希望彼此能够和平相处。龙战天在征得了我的同意后，表示仅仅收回被蛮清割让出去的土地，不对其它地区抱有任何意图。同时，还派出代表前往其手下弗兰格尔中将的驻地表示问候，并提供了大量的武器（本就是美、英等国支援给他们的）。邓尼金立即亲自向我发电表示感谢。我也只好跟他客气了一下，表示我已让龙战天就地防守。

此时的邓尼金已经占领了顿巴斯地区和基辅等地，而在其老巢高加索一带反而显得实力空虚。他此时给我下矮桩也就是怕龙战天抄了他的后路。不过，虽然我对高加索一带也抱有浓厚的兴趣，但限于我现在的实力，加上在现代社会中了解的高加索一带剽悍的民风和严重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彻底打消了我的贪念。何况，再往南下就是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阿富汗和伊朗了，我与英国现在是“盟友”不是么？

9月11日，伏龙之再也无法承受来自莫斯科的压力，在等到叶戈罗夫的15万人后终于再一次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由于伏龙之的红军缺乏重火力，只好用普通士兵发起集团冲锋。虽然我军拥有完善的轻重火力配置，密集和交叉的火力也给予红军可怕的杀伤，但由于被政委们不断地思想轰炸给逼得肝火旺盛的红军士兵显得异常狂热，前仆后继，根本无视死亡地盲目地冲锋。

经过激烈的战斗，居然也给他们占领了几个较重要的阵地和战壕。其炮兵的炮弹已经可以打到新尼古拉耶夫斯克车站。但毕竟是随我打过兴隆阻击战的“虎威军”，强烈的荣誉感驱使一些中下级军官，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就率领战士们重新夺回了几个要地。战斗进行得很惨烈，许多红军被整团整团地消灭，但仍有更多的红军士兵扑了上来。我军阵地前的红军士兵尸体也越堆越高，战士们有时候根本就不需要呆在战壕，直接趴在尸体上就可以用尸体做为最好的掩体了。

柯去恶为了避免这种阵地消耗造成更多的伤亡，也一点一点地向后退，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动用155毫米和105毫米榴弹炮群。因为他接到我的命令，要将红军兵力至少消耗掉三分之二，也就是说，现有30万红军，在战役结束后，我最多只能看到10万人。

但在我看来，柯去恶甚至有将伏龙之的红军全歼的打算。因为，在军事地图上我看到，我军的防御阵地不断地从中间向一退，慢慢地形成了一个“U”字形。而这“U”字形的两边恰好是托木斯克和新尼古拉耶夫斯克，铁路仍牢牢地掌握在我军手中。

看着地图，我心中暗自满意，刘白驹在旁边看到我的笑容说：“主席，看来柯黑子这家伙还很有头脑嘛。”我点点头说：“是啊，有勇有谋，是个将才。”刘白驹却说：“但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笑到最后，毕竟，伏龙之的红军兵力是他三倍。这节骨眼儿上，稍有不慎便有祸事。”我想了一下说：“这倒也没什么，这几个月来，我们在新尼古拉耶夫斯克至贝加尔港之间的铁路，在每一个隘口和要地都修建了大量的工事。如果红军真的突破了柯黑子的防线，大不了就是不能完成大量消灭其有生力量的预定作战任务。不过，我相信柯黑子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刘白驹点点头表示赞同但又说：“这时候，柯黑子手中没多少预备队了，要扎紧这个口袋也不知他有什么办法？要不，让我带2个师过去？”我想了一下说：“你也不用亲自去了，就派2个师，让张云义带去吧。”张云义本属李长山的第一集团军，但由于其长期在蒙古一带作战，其部属多为北方人或蒙古族等北方少数民族，对北方的气候适应能力很强，所以李长山将他派给刘白驹。

9月22日，我正在赤塔指挥部，突然接到柯去恶的几封战报。不知是何原因，那个“U”形的两边居然被慢慢地压缩下来。红军已经有一部分突进到托木斯克车站和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的近郊。还没等我发脾气，又几封电报发来，将情况也说明得很详细了。原来，狗日的苏俄红军舍不得继续承担太大的伤亡，将苏俄境内几乎所有的加入红军的中国人都集中到东线。用中国人打中国人，又是这一招，但好象却屡试不爽。

我军战士看到这些中国人，不愿向自己的同胞开枪，便放他们冲过阵地，将自己的后背留给了这些“同胞”，哪晓得却被“同胞们”毫不犹豫地从后面开枪杀死。大量的阵地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丢失了，而我军战士们也死得不明不白。柯去恶来电问该怎么办？我极力压制住内心的怒火，让刘白驹去了解这些中国人的详细情况。

不久，通过对苏俄红军战俘的提审和对被俘的中国国际支队成员的询问，我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些中国人都是从国内逃亡到俄国或被掳掠到俄国去的农民和劳工。他们这些逃生和被掠去的劳工在沙俄受着特别残酷的剥削。于是他们当中一些先进分子认识到要帮助俄国人民彻底推翻沙皇政权才能获得自由与解放。因此成为苏维埃政权中最坚定的支持者和红军的中坚力量。

“十月革命”以前就曾有许多华工投入到俄国革命战斗组织中去。如16年彼得格勒造船厂的十几名中国人就加入了彼得堡赤卫支队攻打冬宫的战斗。真正第一个有组织的中国国际部队是在18年初于普里德涅斯特罗维耶成立的“中国营”。其创建人是中国青年桑富阳。桑富阳向苏俄第2革命军代表大会提议成立一个中国营。此提议得到了苏俄政府的认可。列林曾特别指示要支持“中国国际部队的组建”。

桑富阳一边鼓动同胞们报名，一边游说于莫斯科军政界。很快第一支中国国际部队———中国营成立了。它只有100多名战士，装备也不好，但这个营作战却一往无前。它从成立大会直接走向战场。在追击装备良好的德国军队时，中国营的士兵英勇无畏，仅凭战士的双脚行程数百公里，直达德国腹地。同年9月，中国营又编入莫斯科第21特别旅团队，奉命深入到诺伏霍别尔区与白匪军作战。中国营作为该战区的最后一个预备队来打破对峙的僵局。进攻开始后，中国营冒着白军密集的弹雨奋勇冲击。他们视死如归的气概连自负勇敢的苏俄红军都自叹不如。了解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这个桑富阳不是被我军俘虏了吗？

被提审的红军战俘几乎都对中国国际支队表示出极高的赞誉，他们指出：所有的中国志愿人员都无一例外地珍惜自己的民族荣誉。中国国际部队的武器肯定比不上正规红军的精良，但他们创造的奇迹却毫不逊色。

别尔米中国国际支队在喀马河镇压白卫军叛乱作战中，独抗数倍于己之敌。150多名战士无一退逃，直至全部战死。政委郭旺琴被俘不屈，竟被白卫军惨无人道地碎尸。战后苏俄红军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为他们在喀马河畔建立纪念碑（碑文是“1918年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殉难的中国国际营战士、‘鲁斯洛’号轮船及游击队员之公墓”）。

18年11月，中国团奉命赶赴与白匪军作战的维尔赫土里耶前线去换防。白匪军趁中国团刚刚换防立足未稳，调集重兵发动攻击。在没有炮兵支援的情况下，中国团击退了敌人的猛烈进攻。当时第29师师长情不自禁地发布战地通令：“在维尔赫土里耶方面近期历次战斗中，中国团表现得特别顽强。往往出现这种情况，即中国团被围困在敌人钢铁般的包围圈中，但是由于这个团具有坚强不屈的精神，组织严密，革命纪律性强，指挥人员调度得当，所以这个团每次都是凭着火力与刺刀为自己杀出一条血路，而且边战边退转入新阵地。中国战士们在战斗中表现出大无畏精神、英勇豪迈气概以及沉着应战优点。情况越是艰险，中国战士们的战斗纪律性越是坚强……我很荣幸代表俄罗斯苏维埃联盟社会主义共和国向中国团及其指挥人员致以深切的感谢。”

在随后的诺伏—屠林战役中，中国团击毙了两倍于己的白军，最后全团只有62人生还。团长任辅臣英勇牺牲。18年12月28日的《公社社员报》上深情地写道：“任辅臣同志在中国战士们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他把一切威信和声望等等，均用来为苏俄服务……革命战士们对这位异国人民的好男儿、这位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事业而献出自己生命的任辅臣同志，奉若神明，永远怀念。”被提审的红军战俘戈里科夫说道：“在我国前线作战的中国各连队，其特点是顽强不屈和异乎寻常的、如雄狮般搏斗的勇敢精神。”

在看完这些情况资料后，我不禁热血沸腾，在一股豪情冲天时，也感到一阵悲哀。就是这个苏维埃政权，这个令数千中国人为之战斗的新生政权，在日后对我们中国又做了什么？逼迫中国承认蒙古独立，强占张家港中国一界，堵绝了中国通往日本海的唯一出口，抗日战争后期突入中国东北不分中国人日本人胡乱屠杀中国平民，新中国成立后与中国长期的军事对峙，甚至不止一次地筹划对我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等等。我越想越气，立即招来通信员要他立即给柯去恶发报，将所有上万名被俘的红军官兵押到战场，只要一看到有中国国际支队的战士要冲锋，就砍掉这些人的脑袋，见到一个砍一个，而且不能用枪毙这种手段处死。

柯去恶很彻底地执行了这个命令，伏龙之不得不停止进攻，而红军中的中国人也开始受以歧视和侮辱。战场一时间宁静下来，只剩下硝烟默默地飘荡。但俄罗斯人自私的本性又开始暴露出来，他们利用我军战士不愿向中国人开枪的心理，开始强迫红军中的数千中国人做收尸、挖战壕、筑工事等苦力。

柯去恶这回也没有向我请示，直接就拉出来1000名红军士兵，当着20多万红军的面砍了脑袋，还抛下话：要是再看到中国人干这些事，就把这些战俘全部用最残酷的手段处死。伏龙之最后只好妥协，派人与我军谈判。最后达成一对一地交换红军中的中国人和红军战俘。9月30日，我军接收了7600多名中国红军战士，至此，苏俄红军中再也没有中国人出现。红军中的中国国际支队也画上了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