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让刘巴“按功率计征水力工业税”，本意只是弄一个通行简易、易于官商双方理解接受、舞弊空间也小一些的计税标准。

不过，这个条款细则落到刘备这么“以人为本”的君主眼中，却让刘备敏锐地注意到其背后额外的政治层面好处：

“这个按‘功率’，嗯，就是按‘人工替代效率’来折算征税的办法，还能额外获取雇工百姓的民心……”

刘备敏锐地意识到，只要朝廷这么干，就能显得‘朝廷收这个税的最初目的不是为了敛财，而是为了保护赤贫百姓的就业机会”。

你看，那些为富不仁的奸商们，用机械力是为了节约成本、减少雇工。朝廷这是在惩罚用机器替代穷苦百姓就业机会的奸商，百姓不该欢欣鼓舞一下吗？

另一方面，人类在因循守旧这个问题上，普遍是比较犯贱的。除了极少数的终生学习者之外，大多数人都不肯主动走出舒适区、学习新事物、使用新科学技术。

哪怕有好东西新东西，你求着他用，他未必用。

但如果你告诉他“用这玩意儿要付出代价，因为他能为你赚更多，但你的很多同行宁可顶着这个惩罚性的税也要用”，那很多守旧派商人也赶紧屁颠屁颠去用了。

这么一征税，也是变相提醒那些守旧工商业者：你的同行在偷跑！他们用了新的工业设备，一个工人的税钱就能抵五个壮汉！

他用你不用，不用五年十年他就利滚利滚雪球生意越来越大，到时候你就竞争不过他被他挤破产了！不考虑赶紧也学对方偷跑起来？

很多不爱学习的人就是这样，经常扯什么“发财的方法都写在刑法里”了，却没想到，刑法也是不停修订的，为什么就不加强学习、趁着一些行为被写进刑法之前的时间差里，去充分利用呢？法不溯及既往的呀！

不过，李素这个不是刑法，只是税法。把原先不要税的东西变得要税，你依然是可以做的，无非成本高了一点。但朝廷既然开征，就说明这么做还是有套利空间有利可图的。

类似于要是把某一个写进刑法的发财方法，从刑法里拿掉，然后改成“交钱就能做”，那肯定很多人会去学习怎么做。

就好比小孩子一个人在家，父母出门前越是皮鞭棍棒逼着他不许打游戏机，但只要父母一关门他就肯定打开游戏机。

而朝廷真正征这个税的理由，其实根本不重要了。

伯雅这个招数妙啊，又收了钱，还在赤贫失业百姓那儿得了“劫富济贫”的好名声，还逼了提醒了守旧不用科学的财主豪强/去推广这些要代价才能用的工业设备。

一举三得！

最后这一条，从法理学角度来说，就是“法律的评价教育价值”的一种变种吧。不写进法律里，不学习的人注意不到，不珍惜。

……

回味了一下刘巴这部分工业税细则里那番隽永的高雅气息之后，

刘备继续往下看，了解一下目前财部核定的大汉境内各州郡在册水力工业规模、水车数量。

这方面的账目，自然数益州的账最清晰，主要是当初李素修缮了都江堰、新造了乐山堰，岷江两岸全线能造多少水车，都是有明细的。刘巴做账时可以直接用历史数据。

账目显示，整个益州两大水利设施区，一共有超过七八千架大水车，都是“五马力”以上的规模，部分水流特别湍急的黄金地段，比如就在围堰堤坝口子下面，达到二十多马力的都有——

不过这些黄金地段的大水车，基本都被朝廷拿来锻造钢铁、给板甲骑兵锻压胸甲用了。搞民营生产的很少，所以收不上来多少钱，就当是国家的军工开支了。

再加上其他的小水车，估计一共能收三个多亿的水能使用费和一亿多的税。

与益州相比，其他大部分州都不值一提了，七个州加起来的水车规模，才勉强比益州一个州略多。

因为水能这玩意儿只有在崎岖、落差大的地方才好搞。哪怕到了现代，华夏的水电站也多半在地势险峻的云贵川。

比如昭通巧家的老君滩，一直到民国都是阻断长江航运的硬骨头。抗战时滇缅公路都修通了，但物资到了滇省后走长江水路、到老君滩还得盘滩换船。

这一世李素在朱提郡让国渊屯田治理河道的时候，也只是把大的礁石稍微铲凿处理了一下，但船只要通过、依然要先卸货减小船只吃水深度、然后纤夫拉船盘滩。

不过这好歹已经比汉末历史同期进步太多了，如果没有李素的话，云南的货要水运到四川根本不可能，还处在“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状态呢。

毕竟民国都在盘滩，汉末的人有什么好抱怨的？

但到了当代，就在巧家老君滩同一个位置，却修了地球上单机容量最大的白鹤滩电站。

央视记者去采访时，参观了机组之后提问：“目前外国同类产品、国际最先进水平能做到多少精度？”

得到的回答是：“地球上目前没有这么大的同类产品，无法比较。”

可见蜀道虽难，只要擅长利用水力、发挥水能资源，就可以变废为宝。

从李素引入水力技术以来，这些东西在华夏大地上的传播扩散，也不过才八年，能做到现在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其他州不但天然水能资源少，而且水利工程建设时间也短。七个州加起来，第一年有四个亿水能费、一个多亿工业税，就很不错了。

刘备粗浅听取了其中的“科学原理”，意识到要江河落差大的险峻之地才能建设，也就没对这个成绩过多质疑。

不过，当他再细看这个账目里的数据构成后，还是有一点让刘备很惊讶：除了益州之外，水能使用费第二高的居然是凉州。

而且一个凉州就占掉了四亿水能费里的三亿，其他六个州加起来才一亿。

那六州的一亿里，雍州又占了六千万，主要是靠长安上游的黄河壶口瀑布周边的支流航运整治，开发了一些小规模水能。剩下五州只有四千万，着实可怜。

刘备久住长安，所以天子脚下那点工程他还是挺了解的，雍州有六千万他不意外，他意外的是凉州的三个亿。

“凉州怎么会预期水能使用费那么高的？西北可是缺水之地啊。而且怎么是元直任职过的金城郡？朕竟不知元直还有这等治民理财之才？”刘备神思恍惚地回忆着。

刘巴听了这个问题，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还是李素连忙帮着解说：“那是三年前臣跟云长西征平凉时，规划过把金城郡建设为西北工商枢纽。在兰州城西、黄河上游与湟水洮水交汇之处，有落差巨大的峡谷名刘家峡。

云长与元直在凉时花费数年整治河道、引导库容蓄水，如今全国绝大多数的棉纱水纺都在兰州刘家峡，绵延数十里都是纺纱工场，祁连山麓河西走廊、乃至整个西北种的棉花，也都运到那儿纺纱织成棉布。”

刘备下意识抚摸了一下身上里面穿的纯棉衣服，倒是意识到自己有些不接地气了，作为皇帝都没关心过如今国内的棉布产业都在哪儿。

作为全国的棉纱棉布之都，兰州能交三个亿的水能使用费，也不算过分了。

刘备叹道：“朕自入长安以来，一未对外御驾亲征，二未巡视地方州郡，就没有出过雍州地界。本来是想着俭省费用，竟因此不知远人民生，倒有些不知民间疾苦了。”

刘巴连忙劝说：“陛下勤政，与民休息，这是百姓之福。何况陛下有那么多绝对可以信赖的心腹股肱重臣整治地方，风化俨然，下情上达，毫无阻滞。

陛下纵然爱民，想要巡视天下治绩，也当在天下太平之后考虑，如此则不至劳民伤财。”

刘备摆摆手：“朕随口一说，益州朕也巡视过多年，深谙民情，河北沦陷诸州，本是朕故乡，也熟，将来光复幽冀之地时，朕要亲征督战。以后太平了，凉州要巡视一下，南边荆楚吴越之地也不能少。”

刘备稍微走神意淫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下审刘巴的细则其他部分。

水能费是计征办法上最复杂的一类，这个搞定了之后，后面其实都更简单，也便于理解。

刘备大致看了一下，织机的工业税是按照每台蜀锦织机一年一千五百钱、每台棉布织机每年一千钱收的。

这些机器比旧机器可以节约两个人左右的劳动力，用一个织工就织出原先三个人的产量。所以多收的税比一个人一年的税还低一些，商户也承受得了。

另一方面，刘巴也不是本着刻意盘剥，他在制定费率的时候同样本着李素教他的指导精神，想到了要“鼓励提高机器效率”。

所以无论未来机器有没有进一步进步，只要是使用一个工人操作的丝织机，始终是一年一千五百钱。

如果再有一个诸葛亮这样的天才进一步优化技术，出现“2.0版织锦机”，能做到老式机器的五倍生产效率，也依然是交那么多税。

科技越进步赚得越多，这个立法精神和鼓励方向也就没问题。

刘备之前记得，李素当年搞的“蜀锦五年计划”，最终完成的时候，在益州弄出了近二十万台新式织锦机。

那几年里为了给弩式飞梭搞牛筋，还一度让整个天下的牛筋价格暴涨，连朝廷负责军工的将作监，生产弩的时候牛筋成本压力都巨大，关东诸侯一度造弩都造得烧了。

早些年，刘备的财政有相当一部分是靠技术扩散的专利费撑着的（当然那个专利费是诸葛亮自己收、然后买国债给国家用，不是国家的钱）。

现在机器增量增速放缓了，终于可以以“持有税”为主了。类似于卖房卖地卖得差不多，就该收物业空置税了。

益州就有二十万台新式织锦机，凉州还有十万织棉布的，全国加起来，刘备治下可统计的“规模以上工业”，大约是四十到五十万机，平均每年每台一千两三百钱，织机持有税一年就是六到七亿。

不过这部分财源的好处是不受制于地域，未来的可复制性比较强。因为织布织绸哪儿都能干，未来还能普及到麻纺织领域。天下太平之后，东方八州也能快速推广。

所以纺织业是一项对刘备统一过程中帮助不如水能工业、但天下太平后后劲更足的生意。刘备考虑到自己统一天下问题不大，已经把关东地区也当成了自己的地盘一样爱惜，所以也要适时加快这些产业的发展。

那么大一个大汉朝，才四十多万台机器、不到一百万女人用新机器织布，普及率还是太低了。

统一后，天下会织布的怎么也得有一千多万女人，哪怕三个人合用一台错开时间三班制，这个市场怎么也能扩张到三百万台机器的保有量吧？

到时候，一年纺织工业税就能收四十个亿！已经跟灵帝初年全国的总财政收入差不多了！果然工业税还是比农业税有前途！

当然了，前几年刘备阵营严控织机扩散速度，是有道理的，觉得天下重归一统还久呢，扩散早了被敌占区百姓和商人学走，敌人的战争潜力也会提升。

但现在袁绍都打趴下、孙权都灭了，就算刘备放松民间生产织机，要传到关东也得一两年呢，到时候袁绍就彻底灭了。最多还剩一个曹操没收拾干净，也不怕了。

到时候刘备在扬州和河北都种田，曹操还种个屁，体量差太多了。刘备多赚五个钱，曹操或许才多赚一个钱。

所以刘备犯不着为了“封堵曹操少赚这一个钱”，就忍着连自己理论上能多赚的五个钱都干看着不去赚。

这个账很容易算明白。

更何况，飞梭织机能控制，产品的流通却不能控制。五尺宽的巨幅蜀锦往关东都卖了四五年了，袁绍和曹操地盘上的富商们也会自发琢磨办法仿制这些产品。

他们猜不到诸葛亮的机器技术原理，却可以从产品倒果为因往前逆推逆向。

所以，最近一两年，关东袁绍和曹操地盘上，其实也自发出现了一些点歪了科技树的替代品织机——

那些织机的设计者没想明白飞梭是怎么搞的，就用笨办法，一台机器从一个工人增加到两个人，一个专门踩提经的脚踏板，一个专门走来走去拉扯纬线。

这样的机器，如果也织五尺宽的东西，那就是“两个人干了原来三个人的活”，虽然不如诸葛亮的“一个人干了三个人的活”那么高效，但比原来的旧货至少是提升了五成效率。

而且这种双人织机还可以进一步加宽织出来的布的宽度——反正专门有个人弯腰拉纬线，五尺也是弯一次腰的操作量，六七尺也是弯一次腰的操作量。

最后普遍加到六尺多，也就是一个成年人双手臂展的长度，因为再加下去就不只是弯腰能完成的了，得左右折返跑。

那样会拖慢提经的频率，纬线效率的继续提升还弥补不了经线效率的下降。最终细算下来能做到诸葛亮飞梭织机六成多的人均生产率。

只能说，商人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而自发动脑子，这事儿是拦不住的。50%的利润增加幅度，虽然不至于让人铤而走险，至少也能让人绞尽脑汁。

……

水车、缫丝、纺纱、锻造、织机……这些大头全部核算完之后，最后只剩酿酒和烧瓷这些“高精尖科技”。

刘巴对这些税也是分两类办法管控：第一类是技术上已经众所周知，无法技术封锁的，也就是传统的低度酿酒行业。

这个行业只能是比照盐、茶的做法，直接比较低的价格卖生产额度给商人。其中商人私酿、少买酒引实际上多生产、偷税漏税……肯定都是差不清楚的。

所以，这部分只能是仿照包税制，一块牌照一年多少固定保底抄引额，真要是多酿也没办法，只能是指望地方突击检查和竞争对手举报。

最后核定的价格是：凡是商人要经营卖酒业务的，一年至少按销售五百石算，才能拿牌照。一张牌照按照每石二百钱的税，就是十万钱。

再往上，有各级年生产量的牌照，十万钱起跳。所以连十万钱税都交不起的，就别做卖酒生意了。

而且朝廷为了节约粮食，也不鼓励卖酒无序发展，基本上每个县一共有几张卖酒牌照，都是有总量控制的。

一个县每有一千户人口，才允许发放出去一张经营酒类的牌照。县令如果敢超发，被观察使和朝廷的监察系统官员查到了，是要遭到违纪惩戒的。没有牌照的都算私酿，只能自己喝不能拿去卖。

高度酒和青瓷，就比较容易管控和算税了，这些东西至今只有诸葛亮有专利。

刘巴最后核算的征税价格，是“高度蒸馏酒，每一座蒸馏炉，凡年蒸馏酒产能一百石的（要消耗掉五斗薄酒才能蒸出来），年收五十万钱奢侈税。”

一年蒸一百石的蒸馏炉并不算大，每天才蒸出三斗而已。所以几口跟人一样高的大锅、周长过一丈，套在一起密封，再配合上诸葛亮提供的技术细节秘要，就可以做成。

这只是个基础计量单位，起步价。事实上诸葛亮在犍为郡江阳和僰道那些酒坊，里面每一口蒸馏炉产能都在这个起步价的数倍以上。

另外，从这个税率来看，也不难发现高度蒸馏酒的税率是普通低度酒的五倍！可见这里面对奢侈品的惩罚性税收非常明显，比后世的奢侈化妆品差不多了。

所以蒸馏酒的生意门槛就更高了，一年至少交两百万的税才有资格进场。

青瓷窑的征税也按照年产量核定，按每个月烧五窑计（考虑到闲置和修砌），每窑能烧一千件的，一月就是五千、一年六万。这种产量的窑算作标准窑，一年纳税六十万，相当于烧出的每件青瓷收了十文钱的税。

这个标准是考虑到目前青瓷还比较稀缺、属于奢侈品，才收比较高的税。未来如果大众化了，成了百姓器用，刘巴也会建议逐步降低税率，渐渐降到每件五个钱。